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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2018年,向改革致敬_经济论坛_论坛_天涯社区

马光远:2018年,向改革致敬_经济论坛_论坛_天涯社区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06-03 14:40    浏览量:
我们可以对2018年从不同的维度赋予很多的意义,但其最大的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前,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杀开一条血路,开启了中国改革进程。改革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今天,全球经济重心再次回到亚洲,亚洲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区域,根本原因,是因为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推动的改革让中国崛起,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中国有很多人总是想当然的认为,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认为别人过去40年也都在发展,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并不是最好的。将中国的发展看成想当然,这是极其危险的。过去40年,放眼国际,大国兴衰,起起伏伏,并非所有国家都一帆风顺,动荡者大有人在,战乱之国也不在少数,至于经济政治停滞不前者,更是比比皆是。中国的改革,也绝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那么自然,而是在40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帮仁人志士众志成城推动的结果。改革是中国到了一定阶段必须做的选择,但改革能有今天的成就,则和那一代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很大的关系。  改革的40年,也绝非一帆风顺,改革与反改革的思潮斗争一直都很激烈,改革多次陷入夭折的危险。比如,92年小平南巡之前,中国当时的气氛之压抑,“左”的走回头路思潮的疯狂,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和抨击极其嚣张,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小平以88岁的高龄,挺身而出,用自己最后的、也最震撼的力量,硬生生将中国改革开放从“左”的思潮中解救出来。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面对左派人士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和抨击,小平严厉警告:“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些极具魄力和勇气的话,在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极其振奋,荡气回肠,给人信心。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位88岁老人的南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道还要徘徊多少年。  40年来,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改革仍然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和未竟的领域,一些领域甚至成了多年来啃不下来的硬骨头,改革仍然处在关键时刻,随时都有走回头路的危险。特别是,改革今天面临的阻力,改革的难度,并不比40年前少多少。我们看到,今天改革的主题仍然未变: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社会改革刚刚起步,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但是改革的共识和改革可以依赖的主要力量上却和40年前迥然不同。  就改革的共识而言,40年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人心思变,人心思改,改革对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阶层而言,都是“帕累托改进”,但在今天,渐进式改革本身的天然弊端导致利益群体的分化,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分好蛋糕”的阶段,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避免利益的受损,要么百般阻挠改革,要么曲解改革,要么进行假改革,要么借改革之名行维护既得利益之实。  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停滞和权力制衡的缺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利用缺乏制衡的权力,互相寻租,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人心的涣散,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左的思潮重新回归,让很多人担心中国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选择。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改革的信心开始动摇,民间投资连续两年都出现滑坡,本质上是对改革的信心出了问题。  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改革最好的纪念当然是以改革的精神继续推动改革。我们有责任告诉年轻人,中国改革的不易,有责任告诉国人,改革开放前中国真实的历史,更有责任在改革受到质疑和反复时捍卫改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应该以更大的政治担当推动改革阔步向前。就今天中国的国力,国内的思潮,以及国人的见识而论,改革仍然处在非常好的战略机遇期:  其一,尽管改革在很多领域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但就国内的主流思潮而言,渴望改革、支持改革仍然是中国当前社会的主基调,否定改革的声音尽管有,但并没有形成市场。也就是说,尽管在如何改革等问题上各界有分歧,但在要不要改这个原则问题上,中国社会有着高度的共识,走回头路在中国没有任何出路;  其二,经过40年的改革,中国事实上已经培养了足以进一步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和社会体系:中国的市场理念深入人心,市场已经成为中国配置资源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中国社会已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的契约社会迈进,任何大政府、强行干预的做法都会引起民众高度的警惕,任何在改革领域的倒退或者走回头路都不得人心,这种意识形态领域潜移默化的变化成为下一步改革最重要的观念基础;  其三,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的举足轻重的大国,国际社会的重大事务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已经很难想象。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必须尊重国际社会公认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要真正成为国际社会尊重的负责任的大国,必须继续推动改革。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之所以说话有分量,日益受到尊重,恰好是改革让中国富起来的结果。  我们希望,在改革40年到来之际,新时代的共产党人以一个大国执政党该承担的责任和魄力,以开放的理念和姿态,重新构建中国的改革框架和路径,打破目前改革的僵局,推动中国改革的进程,啃下改革面临的硬骨头,打破一些改革领域的坚冰,给国人信心。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开放才是其真正的核心利益,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打破重重阻碍,推动改革进程,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文明和民主,是其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向改革致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国际社会具有竞争力的文明的政治体制;具有高端产业支撑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2018年,让我们向改革致敬!改革只有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才是对的,任何借改革之名降低百姓生活水平都是错误的,只为某些团伙谋利益的改革是会背历史骂名的。愿改革提高百姓的就业率,进一步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中国越来越好。改革就是让权的过程,该让的时候就得让,该退的时候就得退,没有谁会千秋万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真正使国家繁荣和富强的只能是人民,只有让人民真正站起来才是民族的崛起之时。@被封三次 2018-01-01 10:15:31  呵呵哒 都改了这么多年了, 难道是阻力太大?! 动力不足吧,人都一样的,不到火烧眉毛会捉急,还没到狗急跳墙的时候~~  -----------------------------  他也只是个好好先生,穷人生计日益艰难,你看到他改了什么废除干部行政级别制,是唯一出路。废除它,才能废除干部的福利体系,才能让他们能上能下,才能按职定员、无冗员,才能防拉帮结伙、瓦解中层抱团府败,才能有平等、有监督,…。不废除,所有的改革都白搭。夕阳斜照的傍晚,汉口火车站,专列会见室  邓小平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的基础。没有那五年的经济大发展,你这几年的治理整顿也搞不下去。对***、***在经济工作上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只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点问题,但对他们的工作和和成绩,不能一概否定。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会开得好,稳定了农村基本政策。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第三,经济发展要求有一定速度。对我们这种基础薄弱的国家,6%不是什么成绩。我看连续5年超过10%是可以争取的。现在,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比较就有问题了。归根结底,能发展多快就搞多快,不要阻挡。目前的经济工作没有新意,没有进取心、创造性,多数人不懂经济。没进取心就是没有历史责任感!评论 没落的亲王,你看我后半部分发的文章,如果你看完了,你也就理解我我提出来的问题有多尖锐,解决问题讲究方式方法,极端是最没用的。邓小平1992南巡讲话原版:谁不改革谁下台  17-02-07 读书能见道 + 关注献花(0) 收藏  一、夕阳斜照的傍晚,汉口火车站,专列会见室  邓小平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的基础。没有那五年的经济大发展,你这几年的治理整顿也搞不下去。对***、***在经济工作上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只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点问题,但对他们的工作和和成绩,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会开得好,稳定了农村基本政策。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  “第三,经济发展要求有一定速度。对我们这种基础薄弱的国家,6%不是什么成绩。我看连续5年超过10%是可以争取的。现在,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比较就有问题了。归根结底,能发展多快就搞多快,不要阻挡。目前的经济工作没有新意,没有进取心、创造性,多数人不懂经济。没进取心就是没有历史责任感!  “第四,这两年改革开放的话不硬了,旗帜不鲜明了!这不对,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发展或发展慢了都不行。而怎么发展呢?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评论 王小品2015:我有必要洗吗?我刚考上学,在中原西路,我们是不掏钱去的北京,在天安门白吃不要钱,我就在那,血流成河十瞎扯淡阳光灿烂的下午,南昌,滕王阁休息室  邓小平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我是个退休老头子,耳朵也不好使,(汇报)你就免了吧。”  “不过,我倒可以作为一个老百姓跟你书记大人进点言:我离开江西二十年整了,这次来走走,好象这里变化并不太大呦。你的南边就是广东,你看广东就是热气腾腾的,发展很快,人家成天就是改革开放,你这里我看是有点冷冷清清。你给你们省委一班人讲,也可以给北京讲,就说我说的,改革开放是大局、大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的空谈,只能误国。尤其是你这江西,底子很薄,资源不多,不努力改革开放行吗?你们什么时候改革开放真有成绩了,你们汇报我乐意听,现在,还是那一套就免了吧。”  “对了,书记大人,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你应该多向广东学习而不是向北京学习,谁不改革开放谁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这话向北京报告。”有50年的和平吗?还预言50年不会打仗。96台海危机没看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经商,自废武功,有忧患意识吗?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开国领袖说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多么精辟。到他那改了。短视到无与伦比。先富带后富,实现了吗?别替他吹了,不吹能死?不是愤怒,而是他留下的烂摊子在一步一步纠错,你就别替他吹了,不吹死不了。再走他的路才是死路。有本事继续计划生育,有本事别发展军工,有本事继续寅吃卯粮。评论 飘雨不终朝2017:他觉得应该继续高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站在世界前沿,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产品,有最好的基础建设,有最先进互联网科技,这个局面也他妈叫烂摊子。这种傻叉恨不得回到文革和大跃进,一家人饿的半死不活,天天有气无力跳忠字舞。华灯辉煌的夜晚,深圳迎宾倌,桂园  老爷子一吃完晚饭仍兴致不减,把瑞林、毛毛、飞飞和刚到深圳会合的朴方、邓楠等全叫到了身边,他有话要说。  “大家今天也见到深圳了,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中国今后生存发展的希望。我想跟你们聊另一个问题。”  “你们猜猜,促使我这次出来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几个多月来,纠缠我最多的因素是什么?”  “还不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呗?”飞飞迟疑着说道。  “有点对,但还不够直接。朴方,你说呢?”  “我想”朴方犹豫了一下,干脆说道,是苏联垮台?”  “对,是苏联问题!”  “离开北京前两天,瑞林给我讲了一个镜头,让我夜不能寐。那就是苏联垮台时,叶利钦宣布苏共在俄罗斯停止活动。叶一宣布,在苏共中央大厦前自动聚集起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那些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人撤出大楼时,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让这些人通过。但伴随著这些工作人员的是什么呢?老百姓们的口水和垃圾!一个执政了七十年,号称有几千万党员的庞然大物,就这么一夜之间垮了!要知道,苏联的住房、工资、资源、生产力和社会发达程度,都比我们国家好得多呀!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和苏联吵架的时候,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就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按他的描述,苏联距共产主义也仅有―步之遥了。而共产主义,也是我们这代人过去的终生追求呀!”  “毛主席前期是靠实事求是胜的。打江山的时候,陈独秀、瞿秋白、张国涛、王明每个人都自以为(原版)比毛有学问,但毛胜就胜在实事求是。唉,但后来,他也以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化身和发展。其实,他跟我一样,凡夫俗子一个。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这段话应该是实情,因为蹬确实不懂,他迷迷糊糊以为毛也迷迷糊糊,所以才会摸石头,这样的设计死领着10亿人盲人瞎马,可想而知。评论 飘雨不终朝2017:我只想说:呵呵。看你名字是老子的拥趸,不应该纠结于细节,方向性的东西比细节重要。南辕北辙再聪明再有小伎俩也没用。治国用正,治兵用奇,此千古不变之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讨论这些细节有必要吗?造成现在的原因很简单,治理方法也很简单,都知道应该怎么才能回到正路,想必你也知道。历史周期律在起作用,从上层推行改革是代价最小的改革,但恰恰上层是既得利益者,他不会革自己的命。所以只能让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来一次自下而上的变革。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和我率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别人围追堵截,但伯承同志提出两军相逢勇者胜。最后,我们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冬衣,装备很差的情况下,战略突进中原,直逼南京,我们是勇者,我们胜了!今天,我要给你们同样的一个战略任务,就是做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杀出一条血路,证明中国人搞经济不是孬种!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不管某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怎么说,搞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追上四小龙,用二十年的时间,把广东建成亚洲的第五条龙!”不知道楼主在哪里粘贴复制过来的东西,表面拥护邓,其实是黑邓。把小平同志说成一个迷迷糊糊工作生活,没有追求,没有理想,只为糊口自相矛盾的小人。建议楼主不要发了。“改革开放也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特区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不仅可以发展生产力,还可以解放生产力。所以,我发明了一条叫做不争论。争论什么?一争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开办特区有争论,有些人今天仍不同意。农村改革也有争论,但是农村这几年成长最快的是水产业和水果业,这恰恰是我们计划经济没计划,政府基本不管的行业。以前,北京的老百姓为了大白菜天天排队,由政府配发。但现在几个批发市场一搞,大白菜紧缺排队的现象就消失了。三峡工程也争论很多,我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我是坚决主张搞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甚至乱骂。怕什么,看准的就要坚决搞。我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起码有这几点是看准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以特区建设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制度的农村改革,以发展解放生产力为主旨的市场机制。说起市场,又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哪是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主义。我提的在香港问题上搞一国两制,反对的人就少。在主权问题,很多人可以向制度妥协,但在国强民富上,在发展生产力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更包容更妥协呢?还是那句真理:实事求是。中国穷,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发展,我们不仅在香港容忍和鼓励资本主义,在内地我们也要容忍和鼓励差别和市场机制。不这样,何来引进外资,何来改革开放?”去香港看回归是我的一个梦想,能去我一定去。但我已经88岁了,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外出了,时间不饶人呀!你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中国的未来。80多年前孙中山实现不了的理想,就可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我今天讲的,你可以回去跟下面讲,也可以跟上面的北京讲。我在湖北和江西还讲过,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点你也讲!”五、阴雨绵绵的下午,春节,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仅是中国古训,也是现代真理。历朝历代,秀才造反,改革的失败者居多。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甚至当代的毛泽东都是以秀才见长,他们当初的业绩都很辉煌,但―旦做出一个大文人的样子,都目中无人,最后结果凄凉。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大秀才,但他们操作性和务实精神都很差。党的事业在他们手里没有发展起来,而他们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却以他的务实和实事求是赢得了认可。在井冈山的时候,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失败,核心还是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敌进我退。但到秦邦宪、王明、李德这些书生当政,要搞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红军就失败了。八大以前,毛主席还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党历史上有两个很不错的大会,一是八大,一是十三大,不错在哪里?不错就在实事求是。八大讲经济建设,毛退居二线,十三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惜,这两次不错的大会精神都没有贯彻下去。”“文人误国。哈韦尔能怎么样说不清楚。苏联我看就是被戈尔巴乔夫的文人情结提前葬送掉,他只图自己的声望,而不顾党和国家的死活。而叶利钦是一个更看重声望的人。苏联要平静下来,一定得有―个更沈著、更务实、更有操作性的人才行。我认为上海有希望的理由正在于此。上海人就是很务实,不象北京成天就是务虚。上海人富于技巧和操作精神。只要让他们干,他们肯定会干出一片新天地来的。”一个月后,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由此,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咐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完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三个一点”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镕基。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朱镕基说,第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并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还借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上海市委承受住了这种压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连续发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这里写的就是朱镕基。第二年,88岁的邓小平不辞辛苦,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向全国明确提出“三个一点”,打破了姓“资”姓“社”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因此,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就有了调朱镕基进京的打算。由于朱镕基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性格,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为此,邓小平专门讲过一句话:“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 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猪绒鸡这个人真不怎么样,①贪腐,家族贪腐太厉害。②在东北搞休克疗法,造成东北经济一致到现在都不行。③吹牛逼厉害,全国人民被忽悠别把你那高层架子摆起,受益的是高层,受害的是底层,这就是你拥护的改革?一个人坏了良心,说的就不是人话。我不是下岗工人,但我知道下岗工人的血泪史。我不是高层,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承受着医疗读书住房三大产业化大山的压迫。出于喷怒想骂你,立于文明我不骂狗一样的东西当然,对于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党内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声音的。有人写信表示反对。有人说:“多考察,注重实绩。”还有人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  但是,邓小平爱才用才的态度十分坚决而明确。他意味深长地讲道:“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3个月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那时,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量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热等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在江泽民、李鹏的支持下,被称为“救火队长”的朱镕基果断决策,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为治理通胀、平抑物价奠定了基础。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元老赞成适当集权,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江泽民也说,要适当地集权,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为此,江泽民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随后,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先后走了十几个省,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朱镕基在上海担任三年多市长、书记,后到国务院担任十二年副总理、总理,于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离开政坛。这一段历史,正是上海从艰难蹒跚到重新崛起的时期,也正是中国经历错综复杂斗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1987年底朱镕基成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当时的上海的局面可以说错综复杂。经济上是工业生产滑坡,财政收入在减少,甲肝疫情在蔓延,全市有30万人感染了甲肝。市政建设欠账多,行路难、吃菜难、住房差,市容脏乱差,老百姓怨言不少。又面临国内外政治风波的冲击,世界各国经济制裁使上海经济雪上加霜,中国国内“左”的思想对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也摆在面前。朱镕基当时顶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在上海这个世界瞩目的城市,希望大胆尝试力图突破。就是常说的“事到万难须放胆”。中国第一个“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就是当时建立的,当时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加快了上海引进外资、扩大开放的步伐,后来还在全国得到推行。这些尝试还包括建立第一个联合证券交易所,首先开始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浦东实行开放开发,把上海经济推向与世界经济接轨:关税豁免、自由进出、土地批租、引进外资银行等“自由港”特殊政策,其实是在将上海努力打造成“社会主义香港”。1991年4月,朱镕基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岗位,先做的一件事是解开困扰中国多年的“三角债”资金链死结。1993年通胀高企,他配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实施了加强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是治理中国经济乱象。在中国中央政府确立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他所做的都是改革:包括: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外贸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1998年的住房体制改革。  从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后,朱镕基在副总理、总理岗位上的十年,就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加入世贸也是一样,当年朱镕基与江泽民做出加入世贸的决策时,其实顶着“卖国”的骂声。  如今再看,下一个十年中国的发展,包括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从而取得经济成就,都源于当时的大胆决策。1987年底朱镕基以上海市委副书记身份低调到沪履职,当时《解放日报》上没有片字报道。到1988年2月17日即大年初一,在报道邓小平出席上海市1988年各界春节联欢会时,作为陪同的朱镕基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解放日报》头版上。两个多月后,朱镕基在4月25日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当选为上海市长。1990年初,邓小平支持朱镕基提出的开放开发浦东的建议,还主动向国务院提议批准开放开发浦东的计划。于是浦东成为推动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招好棋。  1991年4月朱镕基上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即以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采用银行注资周转和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解除了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难题。后又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稳住了全国金融秩序。  1993年,中国经济再度出现投资过热,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9%,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听取了朱镕基的建议,同意国务院及时出台“国十六条”紧急“降温”,使中国经济避免了一次大起大落。朱镕基曾对上海干部说:“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等的。”  朱镕基对党政不分的弊端深有感触,所以到上海当市长、书记期间,就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搞特权、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等现象进行整治,从严治吏且不讲情面。他当选上海市长后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高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目标。他经常引用两句古人的话与身边干部共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1991年1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内部资料》增刊总第1期上发表了《对“投资黑箱”的初步剖析与若干建议》的调查报告。报告以大量资料列举了外商在上海投资需通过上百个关卡,盖上百个图章的情况。看完报告后,朱镕基批示道: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他当机立断要改革产生这种官僚主义的体制机制,于是成立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并亲自兼任这个外资委的主任。“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他给自己提出“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并做出《市政府关于刹吃喝风、受礼风的决定》。他说“主要是针对局级以上干部制定的。言教不如身教,你以身作则了,别人就会跟着来。现在先从我做起”,“党员不谋私,干部干实事,上海就振兴了”。他对上海全市局级以上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要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做敢于承担风险的改革者;二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问题的能手。他要求媒体“你们报道的时候,不仅要报喜,而且特别要报忧。”“就是揭发缺点,特别是揭露我们的腐败现象。”他要求媒体“你们报道的时候,不仅要报喜,而且特别要报忧。”“就是揭发缺点,特别是揭露我们的腐败现象。……很遗憾我们现在走回头路了,很难看到报忧的新闻了如今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特殊利益集团固化,政府干预微观经济频仍,权力寻租难以遏制,贪腐现象高发,垄断现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拦路虎,市场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实际上是在呼唤像朱镕基这样的领导者,也应把他当初创新制度、健全法治的做法旧事重提。镕基也认为,政府应该媒体舆论克服阻力,寻求共识来推进改革。当时上海媒体组织编写了有关改革的教材,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播出宣传,是在帮助百姓更好地理解改革。上海推行住房改革、交通改革时期,也是把改革方案事先公布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让民众充分发表意见,在媒体上展开讨论。很多改革的难点、难题,都是通过这种公开讨论解决的。朱镕基也很尊重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他希望媒体成为政府的镜鉴、民众的喉舌,要求主流媒体“要独立判断,自主把关”,“哪个单位腐败、哪件事没有做好,我非常欢迎你们大胆揭发,再尖锐也不怕,这是对改进工作最好的舆论监督。”1990年他要求《解放日报》开辟专门刊登批评上海意见的专栏,我们当时转载了香港《南华早报》两篇批评上海干部的文章,他很认可。朱镕基常说“决千金者不计锱铢”。这对当时缺乏市场观念和开放意识的上海干部来说,是切实的教育。说一下“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事,因为很多人关注文章发表背景。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新中华机器厂等许多单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朱镕基当年一直在邓身边,亲自整理了邓小平的多次谈话。在1991年年初上海市干部会议上,朱镕基将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做了公布,我当时有幸看到朱鎔基整理的邓小平谈话材料,就在庚午年小年夜,找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评论部的人一起商议,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当时上海是风气之先,“皇甫平”文章就是由着邓小平“全党都要讲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的说法做的尝试。文章中写的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其实都引自朱鎔基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原话。今天可以公开说,1991年春“皇甫平”系列评论,虽然不是朱镕基直接授意撰写,但确实与朱镕基的领导和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否则我不会有机会和勇气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直接阐述邓小平1991年的上海谈话精神。在1991年年初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谈话精神。但是,更为具体详细的材料没有大范围传达。  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副书记把我叫到康平路的家里,拿出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我看。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更迫切了。对我触动特别大的是,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要扩大开放,开放不坚决不行,不要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当时,只有我亲眼目睹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没有其他报社的主要领导。我理解,市委领导给看这个材料是为了让我了解情况,以便把握宣传口径,这个意图很明确。因为市委领导并没有让我做记录,也没有直接布置我写文章。虽然上海市委领导没有要求写文章,但是凭着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养成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看完谈话材料,我心中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决心要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新思想,以便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在报纸的舆论宣传中进一步认清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破浪前进的正确航向。从1991年2月12日开始,我开始酝酿怎么宣传邓小平同志的上海谈话精神。1989年和1990年,《解放日报》连续两年在农历大年初一,由我在头版《新世说》栏目中撰写一篇千字文的小言论祝贺新春。不过,我认为1991年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  于是在2月13日,也就是小年夜,我找到解放日报社评论部的凌河同志,并请来了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同志。我把自己在市委领导家里看到的邓小平同志谈话材料的精神作了粗略介绍,施芝鸿同志正巧在市委研究室也已听到了传达,并在笔记本上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相对照,我们发现施芝鸿同志记录的内容与我在市委领导家中看到的基本一样。我提议:三人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我还把自己构思好的准备在大年初一发表的评论提纲介绍了一下,主要是抓住“辛未羊年”做文章,以“十二年一个轮回”作回溯前瞻;又从“六十年一甲子”作更大时间跨度的回顾和展望,提出1991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这篇评论由凌河同志按我的口授提纲执笔撰写,由我改定。3月2日,我们发表了第二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由我出题,施芝鸿同志执笔,再由我改定。这篇文章是“皇甫平”系列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理直气壮地发展市场经济。20天后的3月22日,第三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是凌河同志根据理论工作者沈峻坡同志的来稿改写的。第四篇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在4月12日,由我出题,施芝鸿同志执笔。文章主要根据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撰写的。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以20天左右的时间间隔节奏,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四篇文章主题一以贯之,内容相互呼应,文风鲜明犀利,及时宣传并深入阐发了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有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在酝酿第一篇评论时,我曾和施芝鸿、凌河同志开玩笑说,20世纪50年代的“马铁丁”、“龚同文”都是由三个人组合的署名,文章很有影响。我们三人可不可以也组个“马铁丁”式的写作组。但是,我们在讨论第一篇评论时,并没有涉及署名问题。第二天初稿出来后,我才正式考虑署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皇甫平”署名是我在大年夜拟定的,没有与施芝鸿、凌河同志商量过。  对于“皇甫平”这个名字,一般人都把它说成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在当时思想激烈交锋中,我没有和盘托出自己的深层想法,一段时间形同默认了这种解释。1994年4月,我在撰写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文章《扬“解放精神” 创“解放风格”》中,透露了“皇甫平”的深意。我写道:“皇甫平的署名是我拟定的,现在人们都知道它含有黄浦江评论的意思,这只从谐音取义;其实它还蕴涵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总体上看,“皇甫平”这个名字是顺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一个署名,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再使用,写作评论也多用其他署名。比如第二年(1992年)春节,我们发表宣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署名评论(施芝鸿执笔),用的名字是“闻颀”。1992年4月以后,我又在《解放日报》组织发表了四篇评论,署名“吉方文”,意思是“《解放日报》文章”。1993年,我奉调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分管评论、理论宣传,主持开辟重点评论栏目,署名“任仲平”,意思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这个笔名很直白,没有什么其他含意,《人民日报》至今还在使用。2005年前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矛盾凸显期,全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大争论,尤其在网络上对改革开放发出种种责疑声。在这种情况下,一股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滋生和蔓延开来。有鉴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我到北京同施芝鸿同志作了一次长谈。当我们谈到上述这些情况时,施芝鸿同志建议我“用不老宝刀,再次披挂上阵”,尽快撰写一篇批评否定改革开放错误思潮的重头评论。于是,我提笔撰写了评论《改革不可动摇》。文章在《世界》月刊上发表后,考虑到这份杂志发行范围较小,2006年1月6日我又将这篇评论在“东方网”上发表,当时署的是我自己的名字。《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同志看到此文后,于1月24日在《财经》杂志上予以转发,并改用了“皇甫平”的署名。我想,胡舒立的本意是想表达:当年的“皇甫平”在改革开放又一个关键时刻再次站出来发表文章呼唤改革不可动摇。显然,如果胡舒立同志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是不会赞成再用“皇甫平”这个署名的,因为历史背景不同了,当年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的是三个人,这次是我一人。虽然主观上是阴差阳错,但在客观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上,人们传言“‘皇甫平’重出江湖”。实事求是地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时隔15年,“皇甫平”评论仍然具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发表后,引起中央的重视。当年春节过后一星期,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视察,专门到“东方网”调查了解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之后,中央领导明确表示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多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周瑞金,1939年生,浙江平阳县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矿业大学淮海文化传媒研究院名誉院长。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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